1993年9月16日，晚年的邓小平在与他弟弟邓垦谈话时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从邓小平晚年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对发展后的中国问题的敏锐感知。“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这是邓小平晚年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刻反思。
1997年，邓小平逝世。但邓小平晚年提出的问题并没有随他而去，而是长久地留给后来者，使后来者不得不正视，不得不为之求索答案和开出“药方”。
发展的同时虽然带来了问题，但发展中的问题可以通过发展来进一步加以解决。因此，不管是观察未发展前的问题，还是思考发展起来后所带来的问题，都要求邓小平之后的中国领导人必须动态地认识中国发展道路的逻辑演进，用变通的思维适时解决中国的新问题。
不发展是大问题，发展起来后也会带来新问题。如何解决发展后带来的新问题？这一“邓公之问”的答卷，如今交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手里。
中国改革攻坚的窗口期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发现，同处东亚的诸多邻国比如：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居然都远远走在了中国大陆的前面。曾经在中国外交部任翻译的张维为教授至今仍对当时的出国印象记忆犹新：20世纪80年代初，我头一次随中国领导人出访泰国，真是大吃一惊，泰国居然有高速公路、有超市，有熙熙攘攘不关门的时装商场。我那时候感觉泰国至少领先中国30年。
但是，30年过去了，中国人再次发现，亚洲地区除了韩国、新加坡等继续高歌猛进，已经迈入高收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外，日本陷入了20年的停滞泥潭，而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则在这30年里进步不算大，按照张维为教授的观感——“泰国已至少落后中国上海20年，菲律宾等则已落后上海30年”。
世界银行的分析报告部分印证了中国人的观感：依据世界银行近年来的分组标准，按照类似于市场汇率的“地图法”计算，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045美元以下的经济体被列入低收入组，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046美元至412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下收入组，在4126美元至1273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上收入组，超过12735美元则被列入高收入组国家的行列。按照类似这样的动态标准观察，如果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便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撇开那些完全依靠石油出口的富裕国家，实际上，按照这个标准，在欧美发达国家之外，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跨越中等收入行列步入高收入行列的经济体，似乎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而那些曾经与欧洲国家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拉丁美洲国家，以及较早就跻身中等收入行列的亚洲国家，却一直未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一员。即使有些拉美国家，人均收入一度越过了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组的交界线，却终究又回落到中等收入水平上。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创造奇迹，实现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从中等收入陷阱中突围？
对于中国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有这样提纲挈领的表述：“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困难和风险固然紧迫，比之更紧迫的是改革的窗口期有丧失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之后，中共高层分别向党内干部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学者黄苇町写的《苏共亡党20年祭》，另一本是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者全面反思了苏联共产党为何在戈尔巴乔夫实行新思维改革后，反而迅速瓦解崩溃的原因，一个领导苏联70多年的强大政党为何一夜之间灰飞烟灭？这样的题材足以让中共高层为之警醒。后者全面分析了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皇室已经推行了若干改革措施，正在法国社会出现松动和转机的时候，法国人民反而在改革的曙光出现时发动了大革命运动，路易十六和皇后人头落地，法国陷入血雨腥风。托克维尔在书中问道：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这样的历史性质问当然也会让中国的领导人和民众陷入深思。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其政治学名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也深刻地揭示：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就在于现代化，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亨廷顿在考察了许多国家的情况后指出，经济发达和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在政治上都比较稳定，而发生政治动荡的大都是经济上有一定程度发展的国家。主要原因是经济的发展、集团的分化、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期望的提高，都远远超过了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进而导致了社会紊乱。
中国正处在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跃进的关键期，中国也处在执政党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期，中国还处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国际国内矛盾凸显期。
在这样的历史重要关口，习近平拿出了自己的政治决断。他在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说明时向全体中央委员指出：“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即着手考虑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议题。党的十八大统一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我们认为，要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各项战略目标和工作部署，必须抓紧推进全面改革。”
向全面改革要红利，通过释放制度红利为发展注入动力；通过反对腐败，标本兼治，以治标开始为治本争取时间；以法治建设为抓手，通过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使中国保持战略定力，稳定发展。
这些改革思路，经过不断丰富完善，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至此，习近平已经向国际国内交出了他的第一份改革答卷。
“四个全面”首先要避免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从时间轴来看，“四个全面”是在不同高层会议场合逐步提出的。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部署。
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
2014年11月，习近平到福建考察调研时提出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三个全面”。
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则将“三个全面”上升到了“四个全面”：“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新增了“全面从严治党”。至此，“四个全面”基本成型，构成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布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总目标，而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则如大鹏之两翼、战车之两轮，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顺利实现。这个过程中，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各项目标顺利实现的根本保证。
在时事评论员和专家学者眼里，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就是他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图。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说：“这是一个正式的宣示，宣告‘四个全面’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全新布局。”许耀桐认为，习近平提出的理论很有新意，新就新在“全面”二字。他说：“一方面是一种延续性，是对以往方向、路线的一脉相承，表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没有另起炉灶、否定过去；另一方面，‘全面’并非轻描淡写，可有可无。‘全面’就是要覆盖面更广，不可能留有死角、达不到的地方，而且加强了力度深度广度。”
与专家学者的解读不同，民众则普遍关注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里边的干货。所谓干货，就是硬指标和硬措施。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中，民众看到有这样的表述：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一目标的表述被称为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
收入倍增计划最早出自日本。1960年，时任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采纳经济学家村治的建议，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实现这一计划，日本进行了一场经济跃进。到1967年，日本仅花费7年时间，就实现了国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带来了史称“日本奇迹”的经济跃进。1968年，日本超越西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世界经济亚军的位置直到2010年才被中国赶超。
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的关键是，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可以超越美国，人均收入也将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从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步入比较稳健的发展轨道。更加具体地说，中国希望在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间，再造3亿中等收入阶层，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国民收入的金字塔分配结构，转入橄榄形结构，一个由中等收入阶层主导的经济社会，将更加稳定，也更加健康。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历史学家总结有10次比较重要的改革，包括管仲改革、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著名改革，其中有三次改革基本成功，但每一次改革都出现了反弹和回潮。由邓小平发起、习近平进行全面升级的世纪大改革，则堪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例，此《决定》虽然只有2万字左右，却涵盖了15个领域、60个具体任务，可谓“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每一句话的内涵都相当丰富，落实下去都会使该领域的体制机制发生重大变化。
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决战，决定改革的成败
在中国改革，究竟有多难？
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鲁迅曾经戏言：在中国，就是搬动一张桌子，也是要流血的。
与鲁迅的看法完全相同的，还有毛泽东。1912年，还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学求学的毛泽东曾经就商鞅变法写过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政论文。不满20岁的毛泽东痛切地写道：“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毛泽东深刻地指出：由于国民民智未开，再好的改革措施也不会被理解和信任，商鞅被迫用千金悬赏发动群众支持有利于民众的改革，实属无奈之举。
如果说数千年来，中国历次改革的失败与统治阶级推行愚民政策造成国民愚昧闭塞有极大的关系，习近平推动的改革则必须与另外一个强大的对手做斗争——既得利益者的阻挠。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此有这样的分析：“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最大的困难就是和既得利益作战，危险还没有过去，是我们战胜既得利益，还是既得利益最后吞噬我们，现在还难以下定论。所以，第二次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有效地遏制、战胜既得利益。”汪玉凯教授表示：“所谓既得利益，就是通过非公平竞争的手段和方式、借助公权力和政策资源、获取巨额利益的相关体。主要包括三个灰色：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利。”
在汪玉凯等中国国情研究专家看来，既得利益者对改革构成的阻挠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有时还是致命的：“既得利益主要依赖公权力的影响力，通过子女、配偶、亲戚朋友，在市场进行资本套现，一夜之间就变成亿万富翁，这是最大的腐败，真正的腐败。现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至少有三个形态，一是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既得利益；二是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垄断既得利益；三是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既得利益。这三大既得利益，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源，还掌握资本，羽翼丰满，实力雄厚，控制相当多的中国社会财富。”
“在目前中国环境下，既得利益至少激化了三种冲突：一是官民冲突，二是劳资冲突，三是贫富冲突。社会上弥漫着仇富仇官的心态，群体事件的后面、大量黑色资本的后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既得利益的影子。”汪玉凯说。
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最高领导层不断对整个改革趋势做出判断，比如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要啃硬骨头，改革没有坦途，改革要涉险滩，改革准备付出成本。这些说法，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当前的环境下，改革难度大、阻力大、风险大。习近平在讲话中多次强调，要有更大的勇气和决心，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习近平虽然没有直接用既得利益四个字，但是在学界和智库看来，习近平说的利益固化，主要就是指既得利益。包括习近平对整个反腐败说过的很多狠话，如“刮骨疗毒，猛药去疴”“反腐败不设上限”“清除害群之马”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针对存在的问题所说的。
全程参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设计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被学界亲切称为“吴市场”，他对习近平等中国最高层力推的新一轮改革最大的忧虑也来自权力与资本紧密联姻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他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坦言：“从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两个字的变化整整用了二十年。目前，改革最大的阻力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来自多年高速增长过程当中形成的既得利益者。仰仗公共权力或资源而获得既得利益的群体正在考验着中国改革的决心。”
政府有些部门利用权力寻租，特别是利用审批的权力牟取自身利益，这几乎是权力部门不可遏制的原始冲动。
“行政审批流程太复杂了，一天一夜都讲不完。”海南省人大代表邢诒川在2014年海南省两会上“晒”出了他制作的“行政审批长征图”。长达5页的A3纸张，详细记录着一个投资项目从获得土地到办完手续，需经过30多项审批，盖上百个章，全程最少需历经272个审批日。邢诒川说，整个审批流程按政府规定时限是272个工作日，但是实际所花的时间远远超过272个工作日，很多项目审批流程少则1年，多则3年。海南省另一位企业负责人告诉媒体，该企业有一块地从开始征地到落地，政府审批各种流程前后花了5年时间，其间经历了三任市长、五任区委书记。
要想规范政府的权力，让权力受到法制的规范约束，就必须通过改革，让掌权者对自身动手术，这无疑是所有的改革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习近平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党政权力部门官员提出了不要企图对改革方案打折扣的警告：“深化改革，难免触动一些人的‘奶酪’，碰到各种复杂关系的羁绊，不可能皆大欢喜。突破既得利益，让改革落地，需要有勇气、有胆识、有担当。畏首畏尾，不敢出招，怕得罪人，是难以落实措施、推动工作的。”
除了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之外，习近平还担任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和四个领导小组的组长，这四个小组分别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从这样的职务安排，也可以看出习近平对于新一轮改革倾注了最大的心血，改革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强，调整利益的深度与广度，都将是前所未有的。
